中国文明起源之初，是与铜器相伴相随的，铜器与文字、城市已被人类学家公认为三大文明起源的要素。从公元前三千年到今天，几千年的铜业、铜艺发展 ，逐渐形成了中华独特的铜文化。同时，在深宏精微的中华文化数千年浸润中，门，已经变得厚重而绚烂、平凡而精深，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。铜门，这个独特的载体，糅合、统一和发扬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景观。 铜门铭刻着时代的印记，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占有主导地位。从夏朝开始，中国人便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。历史上就有“大禹铸九鼎”的记载与“问鼎天下”的熟典，在浙江文化史上，春秋时期越王邀请欧冶来越国铸剑，成为闻名天下的越王青铜剑，战国、汉至三国是全国制镜中心，西汉会稽青铜镜远销海外，这些都是青铜文化的代表。而门是建筑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有房屋建筑就有门。《论语 雍也》中孔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户”，说明门户极为重要，是出入的必经之路。《说文解字》谓门：“从二户，象形”。 在《墨子 备城门》中有云：诸门户皆令凿而幕孔“就是泛指房屋墙院出入之口。秦以后的2000多年里，铜门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，与其他文化相互渗透、相互作用，同步发展，逐渐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清朝道光年间（1836年），杭州西湖边的“陶氏铜作坊”远近闻名，专门制作铜门、铜扶手、铜手炉、铜工艺品等。陶氏铜作坊的创始人陶义远有着极好的书法绘画天赋，又得了铜手艺师傅的毕生精传，经过不断钻研，经由陶义远手中打造的铜制品工艺考究、诸形工美，价钱公道，不久陶氏铜作坊便在杭州树立了良好的口碑。陶氏铜作坊生意做得非常红火，许多人前来慕名学艺。在所有徒弟中，阎之凡为人老实诚恳，礼貌谦逊，不仅赢得了陶义远的喜爱，更赢得了陶义远之女陶司玉的芳心。而后，便入赘陶家。陶氏铜作坊在小两口的悉心经营下，生意一直红红火火。阎之凡更是用尽毕生心血，将铜的温润、浑厚、沉稳工艺挥洒得淋漓尽致。此外，阎之凡发现商机，便在经营日常的铜质小工艺品外，开始结合铜的大气、尊崇、典雅与精湛的工艺，雕刻一些铜匾，铜门。这个创举使得陶氏铜作坊达到了发展的顶峰，炉火纯青的技艺、开创式的铜门，吸引了方圆几十里无数大户人家。 陶氏铜作坊历经了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三代，直到中华民国，陶氏家族的铜艺技术也薪火相传了五代，其精湛的技艺和铜工艺品已达到新的高度，很多陶制精品进入皇宫或在民间收藏家手中。后来为了躲避战乱，陶氏铜作坊的第五代传人陶之为带着遗憾，举家迁往了浙江永康。乱世之时，由于贫困，加之稀少的铜材料，陶之为甚少钻研铜门工艺，但仍深深的记住祖训要把铜门铜艺发扬光大，他把祖上的真传一一教授给自己的儿子陶仁方。从小耳濡目染的陶仁方在艺术上表现了极大的造诣，传承了祖上对铜艺的精湛工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第六代传人陶仁方响应国家工商业改造的号召，再加铜铁业的大力发展，“陶氏铜作坊”更名为“铁合金联社”，变家庭企业为集体企业，主营仍为铜艺产品。二十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塑料工业的异军突起和铜材料的短缺，使“陶氏铜业”陷入较困难的时期，曾一度中断。 今天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、祖国经济发展繁荣稳定的有利条件下，陶氏的第七代传人陶先生决心要将陶氏的百余年铜艺技术发扬光大。经过六年多的潜心挖掘、总结，陶先生集合了一批有经验的老艺人以及有创新性的年轻人，共同组建了“百年积家铜门有限公司”，在继承了钱氏的精湛技艺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元素，使铜艺产品更具备时代感，继续创造发展铜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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